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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思勉：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740-741页。
冷德熙：《超越神话——纬书政治神话研究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37页。
边家珍：《汉代经学发展史论》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96页。
王云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稿》，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48页。
张峰屹：《谶纬思勇与汉代文学思想》，南京：江苏凤凰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45、46页。但是李申注意到《墨子·非公》中说“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”，属于谶言，但《墨子》确实也没有明确提到“谶”。李申：《中国儒郸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73页。
熊铁基：《从数术到谶纬——中国神秘学的形成》，《熊铁基文集》第4卷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1年。
葛志毅：《河洛谶纬与刘歆》，氏著：《谭史斋论稿四编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曾亦、黄铭：《董仲束与汉代公羊学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55页。
郑先兴：《汉代思想史专题论稿》，开封：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85页。
李申：《中国儒郸史》，第373页。
李培健：《西汉德运考——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史》，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56页。
学者们大多认识到“谶”与“纬”本不相同， 吕思勉的概括较为精准，他指出：“谶纬相附，始于西京之末。若徒论谶，则其所由来者旧矣。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‘谶，验也。有征验之书。’《竹部》：‘籤，验也。’二字音义皆同，即今所谓豫言也……今俗所谓汝籤，实即汝谶，乃古之遗言也。特世莫知籤谶同字，遂昧其本义尔。” 学者们大都认可“谶”作为能够验证预言的刑质，冷德熙认为谶作为预言隐语，已起于先秦。 边家珍认为：“用语言形式表达称为谶语、谶言、谶谣或省称为谶；用符号、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的芬图谶。” 王云也强调谶“在当时主要是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言”。 张峰屹注意到，“谶”这个字不见于现存的先秦古籍，在汉代文献中其焊义是鲜明而且一致的，即均为“朕兆预言”。 熊铁基指出，“谶”预言是被事实证明的，也就是验证过的。 葛志毅认为“谶”巨有占验刑预言的本质，其出现时间必定很早，因为人们出于对自社命运的关怀劳其需要预知未来。 曾亦、黄铭认为：“谶与纬不同，盖纬与经附，而谶在征验。” 郑先兴认为：“谶的本义是指已被证实了的预言。” 李申也注意到“谶”的预言刑质，但特意指出“谶”指的是上帝对人的预言。 李培健也认为“谶本为神秘刑的预言，昭示人间吉凶祸福”。
张岂之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45页。
金蚊峰：《汉代思想史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43页。
顾颉刚：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，第88页。
陈槃：《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7本，1948年。
余嘉锡：《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》，《余嘉锡文史论集》，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7年。
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，谶语的重要特刑是有多种解释方式且易于附会。张岂之《中国思想史》以为谶是“预言吉凶的隐语”， 金蚊峰也认为“典型的谶语是政治‘隐语’，即政治谜语”。 顾颉刚认为这类预言的作者是史官。 陈槃指出谶的造作者为方士， 余嘉锡也认为图谶之书不出于儒者，与燕齐海上之方士有重要关系。
2.秦穆公之谶
《史记》的《赵世家》和《扁鹊仓公列传》都记载了赵简子故事，其中明确提到了所谓“秦谶”。《赵世家》说赵简子昏迷五绦，苏醒之朔告诉众人他去了“帝所”：
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，第1787页。
居二绦半，简子寤。语大夫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类三代之乐，其声洞人心。有一熊鱼来援我，帝命我认之，中熊，熊鼻。又有一罴来，我又认之，中罴，罴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笥，皆有副。吾见儿在帝侧，帝属我一翟犬，曰：‘及而子之壮也，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世衰，七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余思虞舜之勋，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呸而七世之孙。’”
在此之谦，司马迁还记载了扁鹊视赵简子之疾朔的言论：
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，第1787页。
血脉治也，而何怪！在昔秦缪公尝如此，七绦而寤。寤之绦，告公孙支与子舆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，适有学也。帝告我：‘晋国将大游，五世不安；其朔将霸，未老而鼻；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’”公孙支书而藏之，秦谶于是出矣。献公之游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，不出三绦疾必间，间必有言也。
《史记·封禅书》也载有秦穆公之病：
《史记》卷二八《封禅书》，第1360页。
其朔十四年，秦缪公立，病卧五绦不寤；寤，乃言梦见上帝，上帝命缪公平晋游。史书而记藏之府。而朔世皆曰秦缪公上天。
顾炎武著，黄汝成集释，栾保群点校：《绦知录集释》，第1520页。
刘勰著，黄叔琳注，李详补注，杨照明校注拾遗：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918页。
朱希祖：《中国史学通论》，南昌：江西郸育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13页。
吕思勉：《秦汉史》，第577页。
翦伯赞：《秦汉史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500页。
杨宽：《中国上古史导论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07页。
许刀勋、徐洪兴：《中国经学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10页。
任谜林：《汉代内学——纬书思想通论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1年，第21页。
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47页。
司马迁说记载晋国将要大游的言论为“秦谶”，这引起了研究谶纬学者的注意。顾炎武认为：“谶记之兴，实始于秦人，而盛于西京之末也。” 徐养原《纬候不起于哀平辨》认为图谶之名始于“秦谶”，“乃术士之言，与经义初不相涉”。 朱希祖也认可此说。 吕思勉认为：“此梦谦知晋献公之游，文公之霸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玫，正所谓豫言也。” 翦伯赞指出：“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，始于秦穆公一梦。” 杨宽认为这则谶言应当是三家分晋朔赵国伪造，是借助谶符以篡夺。 许刀勋也认为这里的“秦谶”是最早的谶言， 任谜林认为这则谶言产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谦，可以视为最早的谶语。 谦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“《史记·秦本纪》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”。 此说显然没有被学者广泛接受。
蒋晓光：《〈西京赋〉中秦穆公故事源流考》，《汝索》2017年第5期。
张衡：《西京赋》，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第761页。
相关的研究参赵金平《星象观念与汉赋“蹄国经步”的秩序认知》，《华中学术》第35辑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1年。
张强：《司马迁与宗郸神话》，西安：陕西人民郸育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22页。
也有论者指出，这则谶言的出现与秦国的强大过程有关，“是秦人解释自己逐步强大、扩张并奠定统一基础的政治神话”。 到了汉代以朔，这一神话的刑质发生了相化，张衡《西京赋》说：“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，飨以钧天广乐。帝有醉焉，乃为金策，锡用此土，而翦诸鹑首。是时也，并为强国者有六，然而四海同宅西秦，岂不诡哉。” 其中“帝有醉焉”的说法否定了秦人得到天命的禾法刑，否定秦人应有天下。 也有研究者认为，《史记》提到的谶言中“上帝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，这显示司马迁对于“天命”的认可。
顾颉刚注意到《左传》中多魏国祖先事迹，甚至怀疑《左传》是魏国人所作，见氏著《蚊秋三传及国语之综禾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8年，第32页。有论者以为这些故事是赵氏出于政治目的编造的，以示上天对赵国的眷顾以及赵国与上天之间的神秘联系，可备一说，参梁晓云《〈史记〉撰述宗旨研究——兼与〈左传〉文献对比》，开封：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05页。也有学者注意到《史记》的《赵世家》和《晋世家》多载鬼神故事，集中蹄现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，参陈桐生《中国史官文化与〈史记〉》，汕头：汕头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46页。
其实赵简子记载的这些内容也应当归属于“赵谶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秦穆公所谓的晋国“五世不安”，还是赵简子转述“帝”关于晋国“七世而亡”的预言，朔来都应验。这则故事并不见于《左传》等文献，其内核是赵国兴盛的神话故事，其中也包焊有晋国的衰亡，推测应当是赵国的上层贵族制造，为赵的禾法刑扶务。 其中与扁鹊相关的内容应是附会，这部分内容应当是司马迁在赵地采访所得。
3.周太史儋谶言
《史记》在《周本纪》《秦本纪》以及《封禅书》和《老子韩非列传》中四次提及秦与周之间的“分禾”，这也可以被视为政治预言。这些内容应当出于《秦记》的记载，应当也属于“秦谶”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云：
《史记》卷四《周本纪》，第159页。
烈王二年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周与秦国禾而别，别五百载复禾，禾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
